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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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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组织形式从哪里来?
《国富论》中指出:即递增报酬的根源在于分工。由于分工的产生这就有了企业出现和存在的必要性。
 
舒尔茨在其劳动力资本理论里提出: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,专业化的学习可以使每个人不用重复学习别人已经掌握的知识,从而大大加快整个社会知识积累的速度和规模。
 
那么,为什么有的国家专业化分工水平高,而有的国家专业化分工水平低呢?
 
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成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,并假定其有一个人格化的目标函数—利润最大化。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,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回答诸如“为什么会出现企业”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。
 
二、企业存在的必要性
 
科斯首先提出:“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?”
 
传统经济学的回答是:“因为分工的需要。”比如在规划院可以通过分工、合作完成单一规划师所无法完成的大项目。但科斯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,因为市场就是用来组织分工的。各种技术人员临时组合在一起,一样可以完成很大的项目,而不必组成一个公司。 芝加哥学派的鼻祖奈特给出另一个答案,即“规划师分为两类,一类喜欢风险,另一类厌恶风险。结果是喜欢风险的规划师雇用厌恶风险的规划师,并获得超额的报酬。”但科斯认为这也是错的,因为这只不过意味着需要一个保险市场,厌恶风险技术员可以多买保险,而不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。
 
那么,正确的答案是什么?科斯的回答是:“交易成本”。分工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最大的不同,就是前者在带来专业化学习知识积累加快好处的同时,必须在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之间进行交易,分工越发达,专业化程度越高,交易就越密集,成本就越高。而正是交易成本,限制了一个经济的分工水平,因此,企业的本质就是可以通过内部计划,减少交易成本。 自那以后,很多人沿着这个思路企图论证:市场是无效率的,企业可以通过计划,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。这似乎支持了计划经济国家的实践。实际上,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,很大程度上就是企图绕过交易成本,直接实现高水平的劳动分工。但是,计划经济的实验并不成功。
 
20世纪80年代初,张五常认为即企业的出现不是因为计划比市场更有效率,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比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。
 
企业的出现,只是用交易效率高的“劳动力市场”,代替交易效率低的“产品市场”,同用计划代替市场,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。
 
三、企业存在的充分性
 
但是张五常并没有回答劳动力交易的双方,谁应当雇佣谁的问题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,Alchian和Demsetz发表的经典论文中,他们第一次将企业理论与剩余权(residualclaims)联系到一起:
 
在企业这个劳动力市场中,人们往往会产生“搭便车”(free rider)的机会主义行为(偷懒),这时就需要有人监督和管理,那么如何使这个监督管理的人有效率,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拥有剩余权—获得扣除成本后所有剩余所得的权利。
 
在一个合约中,如果剩余权是对称分配的,合约的双方就不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;如果剩余权是不对称分配的,这时就会出现企业:拥有剩余权的一方是企业家,另一方就是雇员。企业家可以:
①拥有剩余索取权;
②修正或中止与雇员有关的权利;
③转让他所拥有权力的权利。这种非对称的剩余权分配,被认为是企业的特征。
 
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,但为什么剩余权的分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?杨小凯和黄有光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间接定价理论,揭示了剩余权减少交易费用的秘密,解释了企业家何以在一个企业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原因。
 
根据他们的理论,在一个只有企业家和技术工人的市场里,有3种方式可以组织分工:
第一,企业家将管理知识卖给技术工人;
第二,技术工人雇用企业家帮助他设计;
第三,企业家雇用技术工人帮他干活。
 
在第一种方式里,不存在企业,你交活我付钱,如同“炒更”一样,接活和干活的,拥有对称的剩余权。而后两种方式,就会形式有型企业的运作模式。那么,哪种企业剩余权结构效率更高?
 
杨小凯和黄有光的答案是:剩余权应该用来界定那种定价成本较高的劳动。由于剩余权可以用来间接定价,因此,以前非常难以卷入分工的活动,可以在市场上交易。
 
在上面这个例子里,技术工人工作量容易衡量。但是,企业家的劳动却看不见、摸不到。他的管理水平好坏如何判定?他汇报水平对收益的贡献有多大?这时,企业就会通过把剩余权界定给企业家,来给其设计和管理的贡献间接定价—减掉技术工人的固定收益后,剩下的这一部分,就是规划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价格。
 
对于一个企业来讲,企业家管理的价值更难定价,“企业家才能的发挥,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,除了用类似‘分成租合约’(sharecropping contract)这样的制度安排,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,否则企业家的才能是无法被‘激励’出来的。因此,企业家必须拥有企业的剩余权。
 
科斯很早就注意到“发现价格”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交易成本,而企业的功能之一,就是尽量避免增加“发现价格”的成本。间接定价理论揭示了企业为劳动力定价的核心机制,解释了市场上何以总是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象。
 
企业的本质乃是降低劳动力交易成本的合约方式。因为无论在什么所有制下,劳动力都是天然私有的。劳动力的这一特点,使得任何企业组织必定是一种劳动力交易的场所。在周其仁看来,“公有制企业的特征是‘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代理人,各类代理人本身都不拥有合法的对于生产资料的个人产权,也并不对任何拥有资料产权的个人负责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收益和分配问题在公有制企业里自动消失了。
 
在所谓“所有者缺位”的状况下,一切本来由所有者应得的权利和应负的义务,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失。“经济资源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和事实上的所有权并不总是一样的,因此,公有制企业不过是通过非市场途径交易产权的一种组织,经济剩余权的分配仍然是这类企业的核心问题。
 
四、企业的定义和属性
 
企业的本质是降低交易成本,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—追求不对称的剩余权。市场中的企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(或一组)由各类资源所有者缔结的市场合约。
 
张维迎对企业是这样定义:企业是一系列(不完全)契约(合同)的有机组合,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产权交易的一种方式。企业行为是企业所有成员之间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。这里,企业成员间的目标函数都是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。这个定义看上去似乎很抽象,但却非常重要,后面的分析将会反复用到这个定义。
 
五、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性及改革方向
 
对于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,由于最终剩余权的虚置,经营者没有动机改进企业的效率,于是就会出现莱宾斯坦所谓的“X无效率”。
 
“X效率”是指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水平下的生产潜力全部发挥时的效率。低于这个效率,就会被称为“X无效率”。
 
X无效率是指一个企业最大的潜力是生产10万吨,但是,由于管理层没有剩余权,监管效率很低,很多能够节省和优化的资源浪费了,或者技术上可行,也很容易做到的事,由于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,结果只出了8万吨。这时损失的2万吨,我们称之为X无效率。
 
于是在改革中出现了承包制。是一种转让部分剩余权的做法。它可以部分地消除X无效率。但也不是长久之计。
 
但是,由于承包者没有完全的剩余权,X无效率仍然无法完全消除(尤其是长期性的投入),因为他的承包权是不安全的,特别是当承包人的上级没有剩余权的时候,他没有激励保证承包合同的执行,也没有激励找到最合适的承包人。
 
一旦度过经营危机,承包者的好处开始出现,上级就会有动机改变承包者。因为这时在他看来,承包者的好处,不是承包者创造的,而是他赋予的—给了谁,谁就可以得到承包的好处。对他而言,承包权的赋予,是他的权力,他可以把承包权作为奖励给予他的亲信;而对于真正有能力的经营者,则有意限制,以防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—因为管理者自己的位置也并不安全。所以,在不同的经营条件下,“听话的承包者”和“能干的承包者”在企业内部的地位完全不同。 在只有虚拟剩余权的企业,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;没有真正的企业家,企业就一定会出现X无效率;而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,X无效率的企业,一定会败给X有效率的企业。